杨：“传”字辈老师或者你们的老师，请你说说。
汪：我讲讲我的老师周传瑛。我是十四岁跟随他，我印象最深的，他的一生就是为了昆曲。他追求的就是昆曲，他向往的是昆曲，实践的是昆曲，他的生活里面就是昆曲。
像他搞《十五贯》，现在想想好像《十五贯》是顺理成章地上去的，其实不然。在政府部门，他是为了要贯彻“双百”方针，为了要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，所以组织了大量的人改写《十五贯》，所以讲到底，跟昆曲关系其实是不大的，实际是为了配合政治运动来搞的，所以就选择了昆苏剧团。
当时周传瑛不是团长。当时昆啊苏啊都在搞，所以他对昆苏很熟悉。当时想这个戏是搞什么？搞全昆的，因为昆曲当时有一个《双熊梦》，就是《十五贯》的前身啦，他在这里面以前也演过《男监》，《男监》就是兄弟两个，熊友兰、熊友蕙在监狱里。《十五贯》本来是两条线的，传奇实际上是两条线，他弟弟也是为了“十五贯”进监狱，他也是为了“十五贯”进监狱，这样子的一个戏，现在改成一条线。
所以当时是根据政府的政治需要，但他是为了这个剧团，为了昆剧的生存，真的是呕心沥血，全力以赴。他原来是演小生的，《十五贯》要改老生了，然后他又把大官生的东西放了进去，所以他又把昆曲的小生的动作调度放在《十五贯》里，你看看《疑鼠》这一章，他基本上都是小生的扇子动作。你看看《见都》一章，他有很多大官生的东西。那么当然这个人物应工老生，但是他毕竟要把小生的东西放掉，重新建一个老生出来。
所以排这个戏，在某种程度上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，他要把整个剧团所有的人都要调动起来。那个时期我们都是很小的，像我们只有十四岁，都是小孩，小孩都是演龙套，有的人他都要教，一个一个都要教起来。那么这个戏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他们——周传瑛、王传淞、朱国梁这些人。
我认为贡献最大的倒是我们的老师周传瑛，他要全方位管理，你想想看，当时他不是团长，但是他必须要把全团的（积极性都调动起来），排戏时间又很短，排戏的地点又很差。
所以我认为他的贡献是最大的。《十五贯》演出成功了，文化厅公布了他是团长，他又入了党。这个应该说他满足了，功成名就了，但是他考虑的更多，他没有自己停下来，这个我是亲眼目睹的。
《十五贯》那个时期每天要演，但是他每天晚上还要看很多本子。他文化水平还不高，但自己改，改很多，把传奇的东西改正，改成舞台演出本。他说尽管我改出来后将来不一定能够演，但是我给后人提供了我的舞台样式。后人再做修改，再给文字加工以及进行结构上的处理。所以他几乎是每天晚上都……
我有的时候想想，他咳嗽咳得很厉害，看看他屋里灯光还亮着，想去劝他。但是白天跟他讲讲，他就说我现在不抓时间，时间就没有了。（他）那个时候还正当年，五十岁不到，《十五贯》以后五十岁还不到。
杨：他们那个时候的身体不像现在的人……
汪：但是他那个精力是非常旺盛的。旺盛到什么程度呢？早晨要去应酬的，那个时候每到一个地方要应酬。下午给我们很多学生上课，要一直上到4点半，然后晚上吃好饭演出，演出完以后他喜欢喝一点小酒，那个我印象最深了。
杨：你陪他喝吗？
汪：陪他去买，当时的钱也很少，去买一碗，半斤。拿着这个碗呢一路走过来。有几次到你们这里，我就想到当年。有的时候到农村里演出，要走这种小街的，老酒就是在这种地方买的，买了以后就走了，下面这个路高高低低，摇摇晃晃，（我）就是把酒喝掉一点，不喝掉就翻了，所以我的酒量就是这样练出来的。
杨：黄酒还是白酒？
汪：每天半斤黄酒，我当时大概喝掉一两口！
杨：不然也是洒掉。
汪：对。就是在喝酒的时间，我坐在他旁边，或者其他人在旁边，他就讲很多人生哲理。做人要怎么做。我们说台上的演出，他经常讲到一个台上演出，你不要看他“张牙舞爪”，演得很神，但是如果说他生活里面不是很检点，为人不是很严谨、很真实，他台上眼神是虚的。但是他生活里面人非常诚实，做事情非常踏实，那么他台上做出来，他眼睛是实的、有光的，因为演员往往是把心里的东西在舞台上无形之中体现出来的。所以心里有事情的人，他在台上不时（会）恍惚。
所以他就讲到做人要诚实，艺术的东西不是你今天想要就有的，他好像是什么，他说好像是水漏，一点一滴点下来的，点穿石头。怎么样点穿石头的，它是靠水一点一点点地滴穿的。艺术是一样的，你看不出的，不是一点一滴，而是倾盆大雨下去，这个石头也照样不变。但是它经不起一年四季一点一滴的积累，他说艺术也是这样，艺术是一点点积累的。你说艺术一下子去找到，这不可能的。
我感觉到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东西，其实他告诉了你怎么样来做人，怎么样来真正学艺。学，他就讲学老师的艺术，不是说今天教你一个云手，教你一个手指，你学就学了，你要学到老师的一个神韵。所以这个东西对我的几十年的艺术生涯，影响太深了。
杨：精神的东西主要是跟他学的吗？P5-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