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会学与社会命运相依、生死与共。社会学作为社会本身的理论表达，必定要承担起“保卫社会”和“生产社会”的历史任务。在我们的转型情境中，后者显然更为现实，也更为迫切：我们首先必须有一个社会，而后才能保卫它。为了实现这个任务，社会学不仅在理论上，而且在实践上都应当成为苏格拉底理念中的“助产士”：抵御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压力，探讨社会生产的真实途径，在可能的条件下，还要努力将理念化为行动，帮助社会破茧而出，尽快成长起来。
重建的中国社会学陷入一场深刻的悖论。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，社会学竟然没有能力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；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，社会学也竟然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加以研究和测量。所以，现实情况竟是这样：人们在形成阶级分层的时代去研究职业分层，在频频发生社会冲突的时代去研究稳定结构；在制度变迁的时代去讨论“微小实践”；在劳动生产过程之外去研究劳工；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却强调“价值中立”。这样一来，社会学就陷入了某种滑稽可笑的境地，甚至变形为布迪厄所说的，社会巫术”那一类的手艺：它借用科学的手段来遮蔽生活现实，麻痹人们的思想，但却绝不提供新的知识。